躺在郴州市中医院的病房里,3岁的小元皓(化名)的小手被摊平并固定在一个药盒上打着吊针。近一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要打上2瓶药水,小手的血管都肿了起来,而这一切为的都是降低他体内300μg/L(微克/升)的血铅值。
此时距离湖南省郴州市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已有半月,而他的痛苦还在继续。
近年来,这种血铅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事实上,不仅是郴州,整个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一直是个问题,包括株洲、湘潭、衡阳等地长期受镉、铅等等重金属污染的困扰,尤其是株洲、衡阳等老工业城市因历史原因,受重金属污染较深。
如同此次事件,环境污染事件很容易找到污染源,并形成问责机制,而众多更为隐秘的铅污染链条早已出现,其污染源的范围更大更散乱,且很难问责。正如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铅防工委副主任傅松涛所分析,中国工业发展30年欠下的环境债开始偿还了,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再一个30年。
一个村庄的悲剧
桂阳县浩塘乡元山村的村民此前并没有意识到附近那家废铅回收厂会产生污染,孩子们也会到附近玩耍,小元皓就是其中一个。
就在废铅回收厂存在3年之后,有些家长发现自家孩子总喊肚子痛,每当这时,家长就会从卫生所买些药给孩子吃。
直到有孩子出现感冒不好、高烧不退的现象后,被送到市内医院检查,才发现其血液内铅的含量已经达到中毒的标准。
国际铅损伤控制中心中国协作组的刘先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解释,2006年,国家卫生部将血铅值介于100μg/L~199μg/L之间的认定为高血铅症,200μg/L以上为铅中毒。这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标准,而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将儿童血铅超标值定于50μg/L ~60μg/L。
现如今,小元皓连同他的两个姐姐一并住到了医院,年轻的母亲王艳(化名)独自照看着三个孩子,她告诉记者,现在正是村里农忙的时候,家里十几亩地,上半年要种些烟草,可以赚个万余元。
同样出现血铅超标现象的还有嘉禾县广发乡金鸡岭村、白觉村,早在去年7月,村民就已发现部分农作物不同程度枯黄。
根据郴州市统计,目前在郴州市嘉禾县、桂阳县部分地区发现群众血铅超标,从3月17日至目前,郴州已检测血铅超标人数152人,血铅中毒人数45人。
与GDP随行的污染
对于引起此次血铅超标的原因,当地政府解释为是附近的粗铅冶炼、废铅回收、小造纸厂、小炼油厂,以及小采选企业所致。
目前,郴州已在全市范围内对小冶炼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并关停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关闭此次事件的污染源,拆除生产设备和供电设施,处置了污染源遗留的原料、废渣、废液,防止二次污染。
王艳说,附近那家废铅回收厂先是被封了,后来有一天半夜两三点钟又被人炸了。
但郴州地区居民血铅含量普遍偏高,郴州市环保局一位参与血铅超标调查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该地矿产资源丰富,土壤里本身含有的重金属量比较高,其本地值已经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郴州市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拥有70多种矿产,钨、铋、钼、微晶石墨的储量居全国之首,铅、锌储量分别居全国第三、第四位。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800多亿,矿业占40%之多,由此带来的出口创汇占70%,矿业是该地不折不扣的主导性产业。
丰富的矿产资源给郴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伴生了众多高污染的小冶炼企业,经济收益的背后是承受着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事实上,不仅是郴州,整个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一直是个问题,包括株洲、湘潭、衡阳和郴州等地长期受镉、铅等等重金属污染的困扰,尤其是株洲、衡阳等老工业城市因历史原因,受重金属污染较深。
在工业废水排放方面,尤以重金属汞、镉、铅、砷等排放量十分突出。与此同时,湘江流域的工业污染对土地破坏已较为严重,长株潭城市群部分土地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2010年1月下旬,国家发改委等专赴湖南开展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调研。
环境问题高发期
“血铅水平高低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傅松涛说,工业经济发展初期,忽视环境,人们的血铅水平会很高,但后期随着环保措施的跟进,水平会降下来。
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平均的血铅值大于170μg/L,而到本世纪初,已经降到20μg/L左右。
我国在1981年~1997年间,血铅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大于郊区,郊区大于乡镇,当时中国城市儿童一半以上是血铅超标的。
1998年后,我国开始着手城市环境治理,2004年血铅水平已经下降,且大城市先降,逐步向周边扩散,但与此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血铅超标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
傅松涛介绍,现如今,血铅超标主要在小企业发达的乡镇及重点污染区。比如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伴随着密集的冶炼、蓄电池、化工、铸造、机械制造、电子产品制造、玻璃、塑料等相关企业,该类地方儿童血铅超标率大概在30%~40%。
事实上,记者稍作统计,仅在2009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多起儿童铅中毒事件,事件发生所在地也大多为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污染源均为附近工厂。
陕西省济源市由于铅锌冶炼厂致600多名儿童铅中毒,铅冶炼行业是济源的支柱产业;福建省龙岩上杭县蛟洋乡出现儿童血铅超标,与厂方污染有关;湖南武冈市因精炼锰厂污染导致附近儿童血铅超标;铅产量占全国30%的“中国铅都”河南济源检测出中重度铅中毒儿童1000多名;广东清远一小区因附近公司废气、废水排放致数十名儿童血铅超标。
“中国已经进入环境问题高发期,前30年工业经济高速发展但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现在后遗症已经充分显现出来,需要30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傅松涛说。
更广泛的污染
类似于这种点状分布的重点污染区很容易找到污染源,并能及时遏制,同时,也容易形成问责机制,正如郴州市血铅超标事件中,就问责了5名当地官员。
但众多更为隐秘的铅污染链条早已出现,其污染源的范围更大更散乱,且很难判断该去问责谁。
据傅松涛介绍,他在调研中,发现在福建、河北、安徽等地的乡村存在着整个村进行废旧蓄电池及塑料用品的回收,又如在广东沿海,亦有整个镇从事电子洋垃圾的回收,“这种整个村或整个区域都在从事的赚钱方式,所面临的铅污染问题更大”。
“另外,回收的东西有些重新流向市场,造成其他人的二次污染,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傅松涛说,类似地方,难以将错误归咎于谁,难以形成问责主体,难以彻底解决,毕竟是大家的一致性行为。
据了解,铅属重金属,较重,主要沉降在距离地面上方一米及以下的环境,而一米以下主要是儿童活动的高度,这就是儿童为何容易铅中毒的原因。如果城市环境好,铅沉降的高度将更低,如果环境污染严重,沉降的高度更高。
国际铅损伤控制中心中国协作组的刘先生介绍,比如1999年在山西太原取得的调查数据显示,地面之上1米以内都是高铅环境。
随着空气及水持续受到污染,铅还将向下沉降在土壤表层20厘米处,形成土壤污染,在这样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如果喂养动物,铅就会残留在动物的体内,而人类吃掉动物,铅又残留在人的体内。
“污染容易,治理难。”傅松涛说,目前更为强调的是要有环保意识,从污染源、传播途径及家庭个体三个渠道切断铅污染,仅是问责是不行的。
而对于王艳来说,现在最为担心的是铅中毒是否会给3个小孩留下后遗症,“我们大人也就算了,但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