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容许地方有这么大的权力参与扯皮，那么就会妨碍发展。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所证明的则是恰恰相反。地方权力的运作，阻碍了许多盲目的发展。比如‘郊区化’已经被公认为是一种‘发展病’。这个小镇比中央政府更有效地抑制了这种病症的恶化。

　　最近曝出一则骇人听闻的新闻：湖南嘉禾县250名儿童血铅超标，部分家长因为想去外地体检而被嘉禾县公安局抓走。县政府的材料称，通过对部分人的拘留打击，“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引发中毒事件的炼铅企业腾达公司，曾被县市两级环保局几度叫停，但仍继续生产。“腾达”附近泥土铅含量超标5.52倍，毒害附近三村，中毒孩童脾气暴戾、成绩下降。县环保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该县未经环评的企业达309家。县环保局长雷向东说，作为贫困县，嘉禾急于发展经济，一批从周边省市淘汰的企业来到嘉禾，不做环评就开始上马生产，“经济落后了，好不容易来几个企业，你就不好去管”。

　　从报道上看，地方政府的行径已经构成了犯罪。如果有关的官员因此下了监狱，则确实“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不过，即使数位官员下狱，铅中毒的儿童也会终身受害。更不用说，全国未被揭发出来的同类案例有多少。由此我们不能不问：是否能够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制度机制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

　　作为对照，不妨讲一讲我在美国的零星观察。

　　我住在波士顿西部的远郊，每周两次开车进城上课，周五下午三四点回家开到邻镇时总遇上堵车。我走的是所谓“二号路”，即当地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即使在近郊处，一上此路就一帆风顺。堵车的这个镇则离波士顿有30多公里之遥，大片旷野和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这种远郊堵车是否有些太荒唐呢？

　　问题主要发生在一个路口。那路口不仅没有立交，连红绿灯也没有，就是一个大转盘。五条路的车在高峰期会合到这里，当然要堵车了。其实，这里修个立交乃举手之劳。第一，大转盘四周主要是旷野，基本没有拆迁问题。第二，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给整修“二号路”一大笔钱，显然经费不是问题。第三，州政府也把整修“二号路”作为重点项目。但是，虽然“二号路”沿途到处大兴土木，最需整修的大转盘却毫无动静。

　　后来一打听才明白了究竟：此镇居民反对摘除这个瓶颈。他们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在城里上班的人搬到远郊，每天开车穿过他们的镇，带来噪音和污染等麻烦。这个大转盘，是限制远郊发展的必要交通瓶颈。如果“二号路”变成一马平川，岂不有更多人到远郊买房、过镇的车辆更多？结果，有这一小镇挡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没有办法。我等邻镇居民就更无能为力了。

　　这不过是美国随处可见的“地方权力”的一个小例子。我这个喜欢荒野和新鲜空气的人也开始感念这个小镇：有这个瓶颈把门，我家周围就能保持清静。

　　回头再看看湖南嘉禾县的恶性案例，体现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发展与环境的冲突。所不同的是，当地居民没有我的邻居们所拥有的对自己家乡的生态权。中国的村民自治已经搞了许多年了。如果将这种自治权扩大，赋予居民以生态权，类似问题就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

　　比如，各地可以成立跨村的居民委员会，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审议当地各种发展项目，把审批权从县政府让渡到这个委员会。如果有这样的制度机制，“腾达”就很难在湖南嘉禾县立足。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一来，各地没完没了地扯皮，还怎么发展？”放心，难道这么穷的地方，老百姓不希望发展吗？从美国的经验看，各地自治的小镇，往往竞相提出优惠的条件吸引企业到本地扎根，只不过他们要求这种发展要符合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在地方和企业的这种讨价还价中，发展和环境也更容易达到良性的平衡。

　　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这种机制还有额外的好处：钳制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钱权交易，帮助中央政府消除地方政府的腐败，并通过就地解决问题而减少了上访，既减轻了政府的行政负担，又增加了社会稳定。我们或可以说，这种机制就是把现有的人大政协的体制往基层下放。连中央政府都要受人大政协的监督，地方政府就不应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