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来，我国发生了山东临沂砷污染、湖南浏阳镉污染、陕西凤翔铅超标、湖南武冈铅中毒等多起污染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造成恶劣影响。污染事件如此密集发生，各地政府应该警醒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绩？我们要为人民谋什么福祉？我们怎么摆脱发展道路上的环境困境？
　　各地政府应该警醒，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得不偿失，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方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污染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背后有其必然性，从根本上说，是片面追求GDP忽视环境保护而长期累积起来的矛盾的集中暴发，是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GDP至上的政绩观是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污染事故多发的重要根源。多年来，一些地方把政府职能简化为发展经济，把经济发展理解为单纯的GDP增长，把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小作为衡量一个部门和一个干部能力、政绩的主要标准，甚至是职务升迁的主要依据。在这种发展观、政绩观的左右下，污染项目闯过了环保关口，违法企业得到了庇护。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两高一资”项目功不可没，与放松环境监管不无关系。这些地方在戴上“明星市”、“百强县”等光环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群众投诉的热点。GDP上升了，环境质量下降了；财富增加了，群众的幸福感减少了，这正是以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环境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得不偿失。一些重污染项目确实能在短时间内给地方带来财政收入，但更多的是项目对地方财税收入贡献甚微，污染却很严重。例如，西安市200多家造纸企业，对GDP贡献不到4％，而对污染的“贡献”却到了工业污染的七成以上。很多污染企业本身就靠牺牲环境才生存下来的，环境风险极大。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将给生态环境、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每一次污染事件，政府都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付出了高额行政成本。如果计算一下各地为污染事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环境成本、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把肇事企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减去污染事件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可能绝大部分会是负数。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发生后，有专家预计要花40亿元才能根治污染，而肇事企业给地方上缴的税金才1000多万元！况且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有些是能够补偿的，有些则根本补偿不了。当群众因环境污染失去了健康、欢乐，因为生态恶化失去了家园、文化，赔偿多少钱能够弥补他们失去的东西呢？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地方政府在引进污染项目的时候，必须好好算一算经济账。
　　GDP至上的政绩观不仅扭曲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且违背了以人为本这个执政基本原则，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异化。“GDP竞赛”导致各地以引进项目为要务，各个部门各显神通，四路出击，不管有没有污染，先引进来再说。项目落地了，政绩也就有了。但是，如果引进来的项目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以至于发生污染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这到底算是政绩还是恶绩？良好的环境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且可以滋养人的心灵，丰富人的精神，一旦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人类不仅将失去生命依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人的精神之源、创造之泉也将枯竭。如果GDP增长给地方带来这样的恶果，即使贡献再大，也是执政的败笔，也是历史的罪人。
　　各地政府应该警醒，环境保护是发展问题也是民生问题，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污染事件不断发生损害政府公信力
　　环境保护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保护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污染事件不断发生必然影响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政府的权威。因此，地方政府要算清环境污染的政治账。
　　污染事件不断发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一些地方当初引进污染企业是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就业，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是，这样的企业一旦出事，所有良好愿望都会落空，与引进项目的初衷背道而驰。污染事件发生后，政府再怎么道歉，也无法弥补给政府形象造成的损害。而且污染事件的影响不只是局限于环境领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企业需要停产治理或者搬迁关闭，受害的群众需要治疗安抚，造成的经济损失需要赔偿，进入环境的污染物需要清除，企业与群众的纠纷需要化解等等。且不说政府为不该发生的事情做了大量的无谓消耗，就是政府的施政能力将因此受到质疑。
　　发展经济恶化了环境不符合政府的执政宗旨。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曾经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是关爱生命。如果经济发展了，衣食住行都上了档次，老百姓却深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之害，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老百姓说得好:宁愿骑自行车，喝干净水，也不愿坐宝马车，喝污水。如果真是坐宝马车、喝污水，那就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保护环境、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是对各地政府的政治要求。发展经济是政府的职责，保护环境也是政府的职责，两者不可偏废。如果辖区内污染严重、生态恶化，引发了群体性事件，那么经济成绩单再漂亮，也遮不住环境恶化的疮疤，也难称得上对党和国家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
　　污染事件发生破坏了政府与群众的互信关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古以来被中国政府官员奉为圭臬，在今天更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不但要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如果经济发展了，环境恶化了，群众喝不上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吃不上放心的食物，甚至身体健康都遭受到污染的毒害，这不是造福一方，而是为害一方，不符合为人民谋福利的根本宗旨。环境问题多存在一天，群众就要多受一天的痛苦。面对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各地政府不能拖、不能等、不能推，必须迅速行动起来，真抓实干，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如果只有等到出了污染事件之后才能行动起来，久而久之，群众必然对政府失去信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必然下降。
　　环境保护体现着政府的发展观、政绩观和利益观，环境质量的高低检验着政府的执行力、公信力。各地政府要把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上，采取切实措施，加大防治力度，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各地政府应该警醒，环境保护是预防污染事件发生的重要“防火墙”，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环保部门的意见
　　俗话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环境污染事件给群众、政府、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事发地政府应该有切肤之痛。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仍然严峻，很多地方存在着类似的污染隐患。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各地应该从这几起污染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从源头预防污染事件发生。
　　李克强副总理日前在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当前要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气，强化重点污染治理，组织开展环境问题排查，集中整治重点区域、重点企业污染，努力消除各种环境隐患，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身体健康。各地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环境保护是发展问题也是民生问题的观念，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促进发展，保护环境就是政绩。经济快速发展给环境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反过来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大。当一个地方生态环境崩溃了，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从古到今，在世界文明的演进中，不乏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衰退、民族迁移、文明消失的事例。一届政府、一个领导班子，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任内的政绩竭泽而渔，而应该从确保可持续发展出发、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防治污染，保护环境。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做出了坚持环境优先、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等一系列重要决策，并在政绩考核方面进行了实质性探索。例如，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提出，用“绿色考核体系”代替传统的GDP考核，绝不要毁坏生态、遗患子孙的GDP。今年，富阳打破单纯的“GDP竞赛”，抓经济增长的“加法”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生态环保问题的“减法”同样也是政绩，取消了山区乡镇招商引资指标、经济指标。各地要建立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考核制度，摒弃GDP至上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
　　政府要充分尊重环保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建立预防污染事件的“防火墙”。环境保护是一项防止污染项目上马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实际工作中，环保部门往往很无奈，意见和建议没有人听，污染项目相挡也挡不住。一些地方政府假如能够坚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布局生产力时能够充分尊重环保部门的意见，就不会有选址不当、决策失误的问题；假如一些污染项目在引进之初，能够认真执行环评审批建议，就可以把问题项目挡在门外；再假如能够支持环保部门的执法监管，对一些严重违法企业采取关停措施，问题企业就不会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纵容之下放松管理，最终酿成污染事故。正因为这一道道关口都没有把牢，才造成了纵虎为患的结局。各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放过了环保这一关，将给环境安全带来极大风险；把牢环保这一关，就给自己增加了一道安全阀。
　　污染事件是警钟，提醒我们重经济轻环境、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贻害无穷，必须加快推进环保历史性转变；污染事件是镜子，照出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差距，必须进一步加大防治污染的力度；污染事件是活教材，告诉我们以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路子根本走不通，必须走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之路。